196体育王贵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历史与理论领域学术带头人，长期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
于1981年获工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工学博士学位，先后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作为访问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BG大游、清华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建筑学院分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中国文物学会古建园林分会副会长、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先后获得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清华大学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世界建筑史教学与研究阿尔伯蒂奖等奖项。
出版多部专著和译著，发表论文80余篇。专著有：《东西方的建筑空间：传统中国与中世纪西方建筑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建筑基址规模研究》《明代城市与建筑：环列分布、纲维布置与制度重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比例与尺度研究》《建筑文化》《当代中国建筑史家十书：王贵祥中国古代建筑史论文集》《老会馆》《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格局、建筑类型及其变迁》等；译著有：《世界新建筑》（五卷本）《世界建筑史丛书文艺复兴建筑》《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建筑理论（上）维特鲁威的谬误：建筑学与哲学的范畴史》《建筑理论（下）勒柯布西耶的遗产：分类研究的20世纪建筑理论与原理》《建筑论：阿尔伯蒂建筑十书》《西方建筑史：从远古到后现代》《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等；主持策划《中国古建筑测绘十年》《北京古建筑五书》《古都五书》等系列丛书（其中《北京天坛》《古都洛阳》为作者），并任《中国建筑史论汇刊》主编，迄今已出版9辑。专著、译著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图书奖。
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过许多令世人惊叹的伟大建筑物，其材料与结构技术水准以及造型与空间艺术所达到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我们已知的古代建筑遗存。对重要历史建筑进行复原研究，在文化史、艺术史与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依据与该建筑相同或相近时代的文献与实例提供的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建筑空间与建筑造型，乃至建筑装饰资料与建造方法所指引的逻辑，进行严谨缜密的复原推导。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结构、造型与空间，再现给世人，使读者对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建筑成就，有更为直接与真切的了解，从而使我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更多一些理解与自豪。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度。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如果从有遗址可考的河南二里头早商宫殿算起，至少也有3500多年的历史了。见于历史文献记载且有遗址佐证的大规模宫殿建造活动，至迟自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而距今2200余年的秦代统一，更是开启了中国古代帝王宫殿营造活动的第一个高潮。秦始皇时代创建的咸阳上林苑朝宫前殿阿房宫，几乎成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之宏大、奢丽与辉煌的代名词。
继秦而兴的西汉王朝，更以丞相萧何营造的长安宫殿——未央宫与长乐宫著称，同时，萧何以“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文献[1].史部.正史类[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的豪迈说辞，为西汉时代帝王宫殿的华丽与辉煌，提供了理论依据。班固《两都赋》中描写的东汉洛邑城中的北宫与南宫，宫殿建筑的奢丽与华美，与西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两汉之后的三国时期，特别是曹魏时代，在其都城邺城建造了辉煌的铜雀三台，从而留下了唐代诗人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文献[1].集部.总集类.[明]高棅.唐诗品汇.卷五十三.七言绝句八.杜牧.赤壁.）的历史名句。史料中还特别提及了魏明帝在洛阳城所建的陵云台。说明自战国时期兴起的高台建筑营造潮流，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至曹魏时期仍然遗韵尤浓。历史文献对于陵云台三维尺度的描述，也相当详细，为我们推想这座建筑的可能原貌，提供了一些支持。
两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是宫殿建筑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也是佛教寺院建筑大规模营造的第一个高潮期。无论是南朝的宫殿，还是北朝的佛塔，都为史书所津津乐道。至今遗址尚存的北魏洛阳永宁寺塔，甚至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最为高大的木构建筑奇迹。
图3-20/隋洛阳宫乾阳殿（后为大业殿）庭院空间想象图（按庭院总宽200步绘制）（笔者工作室绘制）
隋唐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与科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隋唐建筑也达到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潮。隋代洛阳城中的乾阳殿，其规模与尺度之大，所用木材之巨，几乎被看作是导致隋代灭亡的罪魁祸首。然而，在隋亡之后的唐代，无论是唐高宗，还是武则天，都在这座隋代乾阳殿的旧址上大兴土木，先后兴建了唐代的乾元殿与武则天时期的前后两座巨大明堂建筑。其后的唐明皇，又将武则天明堂改造成为乾元殿，从而造就了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在一个建筑基址上，先后营造了5座尺度巨大的顶级皇家木构建筑的历史奇迹。而唐代长安城内大明宫的重要宫殿——含元殿与麟德殿，透过建筑史家傅熹年先生的细致推敲与科学复原，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重要案例。
隋唐时代还是一个佛教发展的高峰期，佛教寺院及其建筑的规模与尺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与华美。对唐代寺院的复原推想，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印证敦煌石窟唐代壁画中所展示的唐代寺院建筑的繁华、奢丽与气势恢宏。
两宋辽金时代，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保存的建筑实例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建筑类型之多样，堪称历史之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一时代的中国建筑，无论是帝王宫殿，还是佛道寺观，其最为重要的成就，应该是在经济与文化都相对比较发达的中原及江左地区，即历史上的北宋与南宋时代。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因为虽然两宋建筑文化文明鼎盛，肇极于史，但存留至今的两宋木构建筑实例，却如凤毛麟角，其所存历史建筑遗构实例的数量、类型、规模与尺度，几乎都难以与同时代的北方辽金建筑相比肩， 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其令人遗憾之事。然而，两宋时代大量的文献留存，以及两宋史料中记录的大量建筑现象，恰可以为我们想象与推测这一时期的建筑盛况， 提供丰富的空间。
对建筑营造而言，元代又是一个令人扼腕与感叹的历史时代。元大都的辉煌与壮丽，堪称世界性的奇迹。辉煌至极的元故宫，早已灰飞烟灭，我们只能从历史文献中，大略地想象其辉煌与华美。好在，正是透过这些历史文献，建筑史学家傅熹年先生严谨缜密的复原研究，为我们了解元代宫殿的壮丽与辉煌，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与遐思的蓝本。而笔者也注意到了史料中记载的元上都大安阁，这座建筑为我们述说了一个创建自北宋时代、被金代人小心呵护、又被元代人迁移至元上都大内，成为这座元代宫城内之正殿的古代营造史佳话。对于这座建筑的复原研究，不仅使我们了解了一座重要的元代宫殿建筑，还使我们了解了古代工匠将一座既有的巨大木构建筑加以巧妙地保存、迁移与重建的营造智慧。
同是在元蒙时代，在蒙古人还没有来得及入主中原的时候，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将中原文化引入到蒙古帝国的都城——地处漠北的哈剌和林城。太宗窝阔台汗丙辰年（1256年），很可能是由中土蜀地来到漠北的工匠们，创建了号称“与雪山相髙，鹫岭侔盛……矗天拔地高标孤”（文献[1].集部.别集类.金至元.[元]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十五.碑志.敕赐兴元阁碑.）的哈剌和林城俗称“大阁寺”内的五层佛阁——兴元阁。这座佛阁的结构高度甚至达到了300尺（约94.2米）BG大游，如果加上屋脊瓦饰等，其实际造型高度可能更高。这在13世纪中叶的整个世界建筑史上，尤其是在木构建筑的营造方面，也堪称是一个奇观。
尽管明代距离我们的时代并不算十分遥远，其时代大约与欧洲人的文艺复兴时期平行，然而，明代建筑的遗存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除了清代政府刻意保护了的明代帝王陵寝建筑和部分保存尚好的武当山明代道教建筑之外，堪称明代木构建筑巨制的，也就只有青海乐都的瞿昙寺、山西万荣的飞云楼、北京智化寺的万佛阁，以及明代创建的一些地方宗祠建筑了， 除此之外，在尚存的历史遗构中，似乎没有太多重要明代木构建筑实例可以言说。
好在，历史文献中，对于明代建筑的记述还相当详细。明代万历年间编纂的《普陀山志》中详细记载了普陀山护国永寿禅寺（今普济寺）的平面与单体建筑尺寸，可以使我们通过复原研究，大致地再现出其可能的原貌。而明代人所撰《如梦录》中有关当时的开封大相国寺大雄宝殿的基本尺寸与造型，亦可以使我们对这座历史名寺中的主殿在明代时的可能样貌做一个推测性的复原研究。笔者与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们合作，曾经依据遗址资料与史料文献，复原再现了毁于20世纪20年代的明代武当山南岩宫大殿，同时复原再现了武当山玉虚宫的玄帝殿与龙虎殿。多少对于明代建筑遗存案例的可能原状样貌，做了一点弥补性的工作。当然，限于篇幅，本书中没有将这两个具有实际工程性的复原案例包括进来。
至于清代的建筑，由于历史遗存极其丰富，建筑类型也极其完善，重要的清代木构建筑遗存，多数保存得比较完好，故这里就不再有任何的涉及。换言之，本书中对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的复原推想，至晚到明代建筑为止。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是如何科学缜密的复原，其与真实的历史建筑原状之间，都可能是存有距离的。那些更为古老的建筑BG大游，由于其历史遗迹保存得过于模糊，更难以对其做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复原。因此，在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能更多地依赖历史文献中的文字描述。这时候，我们所能够依靠的，只能是基本的尺寸分析，当时可能的架构方式与结构逻辑，当时对木材利用的可能模式等。此外，唯一可以作为参考的，只有见于考古发现的古代图像资料，如画像砖或明器之类。至于遗址，也只能从大致的尺度上加以契合，却难以找到真实的建筑尺寸与建筑架构的遗址依据。
因此，这样一种复原或原状想象，只是一种基于有限条件与逻辑推演的推测性研究，其最终目的，不是真实地科学再现某座历史建筑，而是将这座历史建筑可能的大小尺度，或可能的造型样貌，以及可能的柱网分布或梁柱架构，以虚拟想象的方式推演出来，并以比较接近这座历史建筑原初样貌的方式展示出来，从而增加一点人们对于古代建筑之可能原状的想象空间。如此，则可以对这些已经消失的历史遗珍，通过推测与想象，以尽可能接近其可能历史原貌的方式，再现其可能的曾经辉煌。以笔者之愚见，这样一种研究方式，或也多少蕴含一点聊补因为历史实例稀缺所造成之历史虚无感与历史缺憾感的意味。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一研究中的不同视角或不同方法，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笔者这一抛砖引玉的研究，若能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辩，同时引起学界同好们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与发现，或能与笔者希望探究这些久已消失了的历史建筑之原初辉煌的学术初衷恰相契合了，而这正是笔者所衷心期待的结果。
作为历史与文化载体的古代建筑，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存在与延续的主要证据之一。建筑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建筑所进行的分析与研究，以加深对于创造这一建筑的历史与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西方建筑史上，对于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建筑进行的复原性研究，自文艺复兴开始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而自17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于《圣经》旧约中所记录的诺亚方舟、摩西圣幕、所罗门圣殿以及圣殿中神圣约柜的复原研究，更是对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建筑思想与建筑创作，特别是西方建筑中的比例探究，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由此可以证明的一点是，对于重要历史建筑进行复原研究，对文化史、艺术史与建筑史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曾令世人惊叹的伟大建筑物，其所达到的材料与结构技术水准，以及造型与空间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我们已知的古代建筑遗存。如果将这些历史建筑案例，以一种符合当时结构与建筑逻辑的方法，加以缜密的复原研究，以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结构、造型与空间，再现给世人，则无疑会使人们对历史上那些伟大建筑成就多少有一点更为直接与真切的了解，从而使我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更多一点理解与自豪。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会有许多建筑史学者，尽管冒了很大的风险，仍然不懈地进行这类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每一个基于科学态度的古代建筑复原研究都是十分珍贵和有价值的，也都使我们向历史的真实迈进了一步。后续的复原研究往往是在此前研究基础上的一个深化。因此，无论如何，一位严肃的学者，对于其前的同类研究，都应该抱有一种崇敬与理解的心情。任何妄自尊大、自以为自己的复原研究是唯一正确的想法和治学态度都是要不得的。
正因如此，笔者在对前辈学者的同类研究充满感激与崇敬的同时，也特别期待将来有学者能够进一步深化笔者曾经涉及的同类研究，从而得到一个更为接近历史真实，更符合建筑结构与造型逻辑，更具说服力的复原研究成果。
图1-8/秦阿房宫前殿遗址（王贵祥.匠人营国:中国古代建筑史话[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如果这三项要素都具备，则有可能完成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复原设计。三者之间互相印证，互相支持。然而，大多数历史建筑复原都很难具有这样完备的复原依据。多数情况下，研究者面对的往往只是三项基本要素中的两项或一项。
当然，如果拥有遗址发掘资料与实物图像资料，尽管缺乏文献记载的量化依据，如高度、长度等尺寸，但通过遗址的测量与图像的分析，仍可能接近其原初的形态。
如果仅有文献记载与遗址发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事物的真实。当然，其在造型、空间上的可能性误差就会大一些。
有时的情况会更糟，研究者手中可能仅有相关文献中点滴记录的高度与长度、宽度等基本三维数据，或者仅仅有遗址发掘的底层平面的二维数据。
这两种情况都会存在一些缺失。仅仅依赖文献记载的三维基本数据，则其作为建筑复原之根本的首层平面情况难以准确判断；且由于历史上用尺与现代用尺之间的差异，其真实的长宽尺寸也难以确定。同样，如果仅仅依赖考古遗址，则其高度、外观上的诸多信息也难以确定。
由此可知的是，无论是依据考古遗址进行的复原，还是依赖历史文献中所透露出的三维基本数据进行的复原，两者都存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是说，两者都不太可能得出完全接近历史真实的复原研究结果。
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困难与障碍，就停下我们的研究步伐，那么，会有多少科学奥秘将永远尘封于历史尘埃之下。因此，笔者以为，正确的态度是：无论拥有三种基本要素中的几种，以此为基础，只要严格按照与其时代相一致的，并通过当时建筑实例所验证了的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建筑空间与建筑造型逻辑加以严谨缜密的推演，由此得出的科学复原，都应该算是向历史真实靠近了一步，因而，也都是有其独特学术价值的。至少可以为其后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打下一个基础，从而缩短了其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距离。
在方法论上，所应秉持的要点在于：要依据与该建筑相同或相近时代文献与实例提供的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建筑空间与建筑造型，乃至建筑装饰资料与建造方法所指引的逻辑，加以严谨缜密的复原推导。其推导过程的逻辑链应该是清晰可辨的，其结构与细部的复原方式应该是与其同时代的历史案例相吻合的。
图2-1/云冈石窟北魏石塔造型（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其一，为一座已经失去但其基址尚存的建筑物进行具有实践意义上的复原设计，最终是使其重新屹立在其曾经伫立的遗址之上。如对一些较晚近消失、资料保存较为完善的建筑的复原设计就是如此。日本重要木构建筑奈良法隆寺金堂在20世纪中叶遭到大火焚毁之后，就是依据这种复原研究而重建的。笔者主持的武当山南岩宫大殿、玉虚宫玄帝殿、龙虎殿等的复原研究并最终重建完成，也属于这一范畴。
其二，事实上，更多的复原研究只是对其可视形象的一个再现。其复原的目的并非重新建造这座已遭毁圮的历史建筑，而是为了从历史事实的角度，以一种可视的方式，重新向人们展示其可能的原来形象。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随着计算机以及虚拟现实手段的应用BG大游，变得日渐可能。比如，通过严格的逻辑推演而复原出来的历史建筑物，通过运用计算机制图的方式，显现一个虚拟的真实建筑物外形及其环境，使人们能够真切体验到这一建筑物可能的造型、材料、空间与细部装饰效果。目前，一些见于学术论文中的复原设计，大约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研究。基于这类研究而出现的由计算机绘制的可视化虚拟现实图影也越来越多见。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于2006年起草的“关于基于计算机文化遗产可视化”的《伦敦》应运而生。正是在这一中，我们注意到，其中提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建筑复原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的“假设复原”这一概念BG大游。这恰如科学研究中的“假说”一样，是对于某种科学现象的基于有限资料与逻辑推导的一种推测性研究。这其实也定义了那些因缺乏遗址发掘资料与历史建筑图片，仅仅依赖于历史文献中透露出来的点滴三维数据而进行的复原设计，或仅有遗址资料，但却缺乏外形图像与高度方向数据依据的历史建筑复原研究的概念范畴。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基于蛛丝马迹式的点滴资料，如文献记录中显现的三维量度或遗址发掘中揭示的平面形式与尺寸等，所进行的一种具有科学假说性质的复原研究。
尽管这一类的研究结果与历史真实之间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毕竟使人们对于某座已经失去的重要历史建筑，从全然不知或模糊不清的状态下向前迈出了一步，从而使人们对于这座建筑有了一个初步的，但相对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印象。假说可以被证明，也可能被推翻，但只要是经过缜密科学研究推演出来的假说，无论其将来是被证实或是被颠覆，甚或一直保持悬疑的状态，都一定会有其重要的基础性意义。这也许就是笔者展开这一研究的心路历程。